旅游数据确实出现了增速放缓，这反映民众在度假方式上更加多元化，由于假期出游体验较差，民众在假期旅游景点选择、旅游消费方式上也更趋于理性，不再像此前一样一到黄金周就进行大规模旅游消费。

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消费，正在降速吗？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增长9.5%。这是该指标近十年来首次跌破10%。

而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黄金周七天，国内接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同期国内游客和收入增速亦首次降至个位数增长，创近10年新低。

今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出现了放缓，近日，社会上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亦甚嚣尘上。

消费是真的在降级吗？消费结构正在进行着哪些调整？（下称《21世纪》）记者专访了著名消费领域专家、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

从商品向服务领域的消费升级

《21世纪》：“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国内游客和旅游收入的增速都不理想，你怎么看这些数据的放缓？

赵萍：从整体上看，这几个数字和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一致的。前8月中国社零总额同比增长9.3%，国庆节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9.5%，同比增速并不算低。

旅游数据确实出现了增速放缓，这反映民众在度假方式上更加多元化，由于假期出游体验较差，民众在假期旅游景点选择、旅游消费方式上也更趋于理性，不再像此前一样一到黄金周就进行大规模旅游消费。

当然，黄金周是当期消费的一个风向标，这种放缓也体现出当前的消费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下行压力。

《21世纪》：中长期看，消费增速放缓会成为一个趋势吗？

赵萍：今年的社零增速回落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一指标主要指的是实物商品零售额，服务性消费在这一指标中体现的极少。比如说卡拉OK在包厢中吃的食品饮料包含在统计范围内，但包房费却并不包含在统计之中。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有两个重要方向：其一是消费商品内部从低端向高端升级，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商品的单品价值会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品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其二就是消费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

这两个方向决定了消费升级过程中，人们会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比例放在服务消费上，而商品支出的占比就会出现相对的下降。社零增速的放缓正是在这样一个趋势中出现的。

《21世纪》：随着这一升级，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赵萍：实际上，服务消费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已经大幅提高：根据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来看，衣着类消费占人均消费的比重是7.4%，而用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已达到9.2%。服务消费正成为消费领域最大的亮点。

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服务供给的增加以及质量的提升。比如，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迅猛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内容质量的提升，前些年盲从的、跟风式的消费已经渐渐远去，而服务品质的提升正在激发更大的消费市场。

目前中国在家政养老、健康医疗、教育等服务消费领域仍存在着明显的供不应求的情况，如能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门槛扩大准入，扩大行业规模，培育行业分工，鼓励创新，即可明显提升这些领域的供给能力，从而进一步释放中国服务消费的潜力。

如此，服务消费有望在未来与商品消费形成并驾齐驱的格局，共同驱动中国消费的增长。

消费降级现实依据并不可靠

《21世纪》：您怎么看近日关于消费降级的一些声音？

赵萍：我完全不同意消费降级的观点。在我看来，消费降级既没有经济学依据，也没有可靠的现实基础。

从经济学上看，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在此意义上看，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取决于人们对预期收入，尤其是长期预期收入的改变。从现实的收入角度看，目前并不具备消费降级的经济基础。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两个同步”的收入增长目标，总体上看，中国每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尽管有些时候未必与GDP增速完全同步，增速也有高有低，但绝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两者分别实际增长6.6%、6.7%。

此外，在短期内，消费是有刚性的，即便短期内收入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并不会带来消费水平的立即下降。因此如果其短期收入下降，长期收入能力并未下降时，消费者更可能通过减少储蓄、借债，或是减少消费数量来解决，而非是消费降级。

《21世纪》：社会出现消费降级声音的一个原因是，今年的方便面、榨菜等商品数据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上升，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赵萍：从方便面、榨菜的数据上升推导出消费降级的结论明显是以偏概全的，这些行业有着自身的周期波动、产品升级以及行业整合等因素，后者才是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

比如，二锅头消费增长的背景，是整个白酒行业消费正在回暖。此前市场不好时，五粮液、茅台的大幅降价挤压了中低端白酒市场，如今随着前者价格的翻倍，二锅头的市场份额和销售空间也因此增大。

此外，部分消费品也在经历着行业整合。比如，涪陵榨菜上半年营收增长34%，利润增长77.52%，其重要原因是其他更小品牌的产品被挤出市场，而大品牌产品的市场份额越来越高。

更重要的是，片面认为上述消费就是低端消费，这否定了企业在产品上的创新发展，而后者往往正是消费升级的一种表现。

比如，方便面行业利润增长更大的原因就是产品结构正在调整升级，同时外卖平台的快速发展对方便面形成了替代，但是近两年来方便面开始绝地求生，其发展重要的方向就是迎合消费升级的大势，比如增加肉块与蔬菜，方便面正在走向高端化。

《21世纪》：另一个现象是，以中低端商品为主的一些电商平台的数据增长迅猛，比如，如何看待拼多多数据的快速扩张？

赵萍：首先，拼多多中仿名牌、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确实较多。中国对于互联网新生事物总体持一个包容审慎监管的态度，这为部分企业游走于政策与法律的边缘提供了空间。

其次，拼多多的崛起是电商中一个被忽略的细分领域的消费释放现象。此前天猫和京东更多地锁定了购买力较强、价格不太敏感的人群作为主要细分市场，在此过程中会甩出一部分价格敏感的人群和产品。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这部分群体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美国沃尔玛一直在推动的Everyday low price（每日低价）就是针对这个群体的，中国只是出现了拼多多这一平台，使这种需求通过互联网获得了集中释放，不能因为价格敏感型人群的存在就说是消费降级。

此外，这也反映出消费下沉的一个趋势。以前电商的消费主体是中产阶级，随着互联网渗透越来越高，中国已经有了八亿多的网民，电商开始进入农村等更广泛的地区，这些消费需求也正在通过电商释放出来。

“消费降级”论背后的焦虑

《21世纪》：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会出现消费降级的声音与讨论？

赵萍：其原因在于，消费降级的舆论和一些人的心理感受产生了某种共鸣，这能够宣泄部分人的某种情绪。相较消费降级本身，我们应更关注讨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状态。

这一概念的流行反应了不少人的普遍焦虑，也反映了部分消费者对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可能并非指向消费降级本身，而是诸多更复杂的问题。比如房价收入比，以及消费者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普遍焦虑。

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比如加大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减少价格敏感人群在住房上的压力，拓展社保覆盖面，增加教育医疗供给，只要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者有其屋，这些社会焦虑心理自然就能消除，消费就会更加繁荣，民众也就能更客观地看清楚消费是在升级而不是降级。

《21世纪》：怎样看待房价与消费的关系？是房价上涨挤压了消费空间？

赵萍：住房和消费之间是一把双刃剑的关系。一方面，如果住房方面的支出占比非常高的话，在短期内对近期消费肯定会产生挤出效应；攒首付款以及背负房贷带来的压力会挤压当期的消费支出，这是负面影响。

但另一方面，住房对消费也有正面影响。分析中国消费数据会发现，中国的家具、家电、建筑装饰材料等多个行业的消费数据都与房地产保持着同步。住房与这些领域的消费是相互促进的。事实上，当民众住上自己的房子后，消费往往都会出现明显的升级，与租住相比，自有住房往往会配置更高端的家具家电，住房往往也会催生出更多样的消费需求。

《21世纪》：有人认为，讨论消费问题的背后，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您怎么看这种担忧？

赵萍：很多人一看社零增速就说中国经济不行了，这是极为片面的。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带来了挑战，国内经济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但在消费领域，中国的增长前景仍然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我们的收入增长仍在持续，这种趋势不会转变；另一方面，社零的月度调整并不能说明是大势，中长期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而且，中国的服务消费正在快速增长。